书摘吹散中世纪的迷雾:八百年前欧洲的宗教与社会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fecdo.com/,埃尔切

伊恩·莫蒂默著,李荣庆等译《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

1144年的圣诞夜,十字军建立的国家埃德萨(Edessa)被穆斯林指挥官赞吉(Zengi)攻占。所有被俘的基督教骑士都遭到屠戮,他们的妻儿也被围捕起来卖去当了奴隶,这一事件使基督教世界在心理上受到重创。深受打击的尤金三世(Eugenius Ⅲ)委派他的老友和老师克莱尔沃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布道来鼓励人们进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以收复教会财产。贝尔纳原来是西多会的修士,但后来证明他也是位一流的外交官。他于1146年3月31日在韦兹莱(Vézélay)教堂宣读了罗马教皇的敕令后,便以他那无人能够模仿的口才对教众展开他的即兴演讲。人们当场便一齐呼喊:“十字架,给我们十字架!”并发誓要为基督而战。法国国王刚好参与了这次集会,他承诺要亲自远征圣地。受到法国国王和贝尔纳雄辩的演讲的鼓舞,很多骑士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诺。随后几周里,贝尔纳前往德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行布道演说,所到之处频频传出神迹降临的消息,不断引起民众的疯狂追捧。

贝尔纳自己则写信给教皇,说:“您的命令,我已遵从……宣讲之后,十字军规模成倍增长,其数无法估量。目前城乡各处,十室九空,均似荒地,所能见者无非妇孺,七女难觅一夫。所有壮丁既已远征,留下妻子在家,如同守活寡。”后来,贝尔纳来到施派尔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说服疑虑中的皇帝加入十字军。在接连两天的努力之后,他忽然展开臂膀,伸出双手,好像自己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在宫殿大哭道:“陛下,为了您亲自出征,我已倾尽了全力!”皇帝此时深受感动,于是起身行礼,发誓要参加征战,夺回耶路撒冷。

12世纪充满了类似的戏剧性片段和大量名垂青史的非凡人物。在这个世纪中,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和爱洛伊丝(Héloise)爱得轰轰烈烈;女修道院院长兼作曲家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ard von Bingen)尽显才华;中世纪最伟大的骑士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功勋卓著。12世纪还出现了一些传奇人物,如“红胡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亨利二世(Henry Ⅱ)和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这个世纪还见证了几位皇后、女王的风采:玛蒂尔达皇后(Express Matilda)、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王后和格鲁吉亚的塔玛(Tamar of Georgia)女王。12世纪不仅出现了几位以狮子为外号的统治者,如“狮王”威廉、“狮王”亨利和“狮心王”理查等,还出现了另外几位绰号更加罕见的国王,如“建设者”大卫、“神佑者”翁贝托(Umberto)和“胖子”路易等。一些军事修道会的名称也流传至今,如圣殿骑士会和医院骑士会。这是第一个充满骑士精神的伟大时代,纹章学和骑士马上比武竞技都出现于这个世纪。同时这又是一个充满着通俗和质朴文化的世纪,它养育了杰出的拉丁语诗人休·普里马斯(Hugh Primas)和那位拉丁“无名诗人”(Archpoet),以及诸多吟游诗人,他们写下那些绵绵诗句,取悦和撩拨自己的妻子,在更多情况下,是挑逗他人的妻子。

令人惊诧的是很多当时的故事和习语至今仍保留在我们的文化中。或许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亨利二世的那句话:“谁能帮我除掉那个聒噪的神父?”当时,他受够了大臣、坎特伯雷总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还有一句不朽的名言:“你太爱你那金发头颅而不愿失去它。”这句线 年圣殿骑士的首领在克雷森(Cresson)泉水边对医院骑士的首领说的。当时医院骑士的首领称圣殿骑士仅有600 人的队伍,与眼前1.4 万人的萨拉丁(Saladin)军队根本无法抗衡,圣殿骑士首领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另外,我们也忘不了苏格兰“狮王”威廉的名言:“现在让我们看看谁是真正的骑士吧!”这是苏格兰国王向英格兰发起那场毫无胜算的阿尼克(Alnwick)战役时为虚张声势放出的豪言。身处这么多的流血事件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12 世纪史书编纂者豪登的罗杰(Roger of Hoveden)会在书中写道:“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流血,从来没有被人打掉过牙齿,或从来没有被敌手压在身下过,那么他就不适合上战场。”

这些人物和故事让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充满了血腥、勇气、固执、信心和激情。然而,这些人物和战争与那些最深刻的社会变化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是那些劳苦农民、律师和学者对12 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你可以这么说,十字军东征加快了西方与东方的交流,充实了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在东方的一些城市里,东西方关系的研究更富成果,在那里西方学者可以在和平的环境里安静地研究那些阿拉伯文和希腊文手稿。安条克、埃德萨、的黎波里和耶路撒冷等十字军城邦在城堡设计上可能具有一流的水平,对欧洲广大地区有过深远影响。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改变城堡的基本功能,那就是为抵抗围攻的警卫部队提供驻地。欧洲深刻的社会变化,另有其他领域。

1050年以来,欧洲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大片的森林和荒野被开发,成片的沼泽被排干,耕地因此大量增加。从空中俯瞰,欧洲大陆已从原先以森林覆盖为主变为以耕地为主了。土地的开发是人口显著增长的结果,而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历史学家们依旧在争论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农耕中马龙套的逐渐使用。牛只需要一个简单的轭就可以拉很重的物品,但是马不同于牛,马不可以使用轭,当轭夹紧马脖子时,会压迫它的动脉。因此,用马耕地时需要一种更具保护性的马具。其实,这项技术古代就已经有了,但后来失传了。12世纪人们又重新开始使用这项技术。不过,它传播速度非常慢,即使到15世纪,英国大约三分之二的役畜还是牛。尽管如此,在一些地方马和牛的一起使用增加了开发和翻耕土地的牵引畜力。

人口增长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中世纪温暖期”。在10—11世纪,平均气温非常缓慢地上升。到了12世纪,气温相较于公元900年前几乎上升了1℃。听起来这或许没什么差别:我们很少注意气温一二摄氏度的变化。但是作为一个年均值,1℃的温差影响巨大。正如历史学家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指出的,在温带气候中,春季平均气温下降0.5℃可能会导致最后一场霜冻延长10天。反之,秋季平均气温下降0.5℃可能会导致提早10天进入第一次霜冻。这种情况无论发生在春季还是秋季,都足以毁灭所有作物。帕克继续指出,与之相反,气温上升0.5℃则会减少这些风险。此外,土地的海拔高度不同,危险程度也不同。根据帕克的研究,在低海拔的情况下,气温下降0.5℃单季作物歉收的风险会加倍,而连续两次歉收的风险会增加6倍。海拔1000英尺以上,连续歉收的风险会增加100 倍。因此,气温上升0.5℃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恶劣冬季天数的减少意味着更少的作物毁于霜冻。更温暖些的夏季意味着歉收的风险降低。埃尔切长年累月,作物种植获得更高的产量,人们拥有更多的食物,更少的儿童死于饥馑。

儿童死亡率的略微下降似乎无法构成西方历史上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但是当这种情况在中世纪温暖期的两个半世纪中延伸至整个欧洲时,它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幸存下来的孩子们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些家庭又繁衍出新生人口。结果,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发,人们获得更多的粮食维持下一代更多的人口的生存。如果没有余粮,可能就没有文化扩张,就没有多余的劳动力来建造修道院、城堡和大教堂。学者们将不得不在田间工作,而不是研究学问。最初那几个额外的劳力引发了指数性的变化。原因很简单:欧洲有广袤而未开发的肥沃土地,它只是需要人手来开垦。

荒地的开发有两种方式:自由农民的个人行为和庄园管家主导下的集体行为。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经营五六英亩土地的农民可能会意识到,他无法用这么点土地养活越来越多的家人。即使在丰年,他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在市场上出售或者存储起来防备荒年。当他确定了附近有一二英亩杂草丛生的荒地后,他会取得庄园管家的同意,交一些额外租金,将它开垦出来,种植农作物。这样一来大家都满意:农民有了更多的土地,家人的安全性大大加强,庄园管事和主人也高兴得到额外的租金。当农民的儿子们长大之后,他们再开发四五英亩荒地。荒地就这样得到开发。集体开发往往涉及大规模的排水和灌溉项目。庄园管家雇佣庄园佃户在规定天数内挖渠筑坝。工作完成后,新的耕地会在新老佃户中分配。一些属于修道会的庄园甚至可能由修士们自己开发,遵循圣本尼迪克特修道规章的线世纪,欧洲数千英亩的林地和湿地被西多会修士所开垦和排干。

估量开发的程度是困难的。识文断字的人仍然罕见,因此领主及其属员没有定期勘查庄园的边界,佃户租赁土地的具体面积、位置更无从考查。有几个庄园关于“垦荒”(assarting)即清理荒地进行耕种的章程被保留至今,但从这些孤立的特许证明很难复原垦荒过程的全貌。因此,我们最好的估量方法就是人口增长本身,然而这也难以量化。这期间我们所拥有的最完整的数据是关于英格兰的,幸存的《末日审判书》(1086年)是综合记载11世纪封邑情况和财富的唯一资料来源。基于该书的估算,当时英格兰的人口已有约170万。人口税记录表明,到1377年,人口已经增长到大约250万,而且在1315—1322年的饥荒和1348—1349年的黑死病疫情之前人口可能有更多。根据这些和其他的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得出人口在1100年大约为180万,而到了1200年则增长为340万。这种情况揭示了1200年英格兰的农业生产力达到12世纪初的两倍。对于如此规模人口增长的唯一解释就是英格兰的大片荒地第一次得到耕种。更多的耕地生产了更多的食物,这意味着更多的人感到他们可以安心地结婚成家,他们的孩子可以得到更好的养育。并且,每一代人都会依次开发更多的荒地,进而导致新的人口增长。

12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生活怎么样呢?如附录所示(见386页),历史学家们的数据并不一致。最近保罗·马拉尼马(Paolo Malanima)的一组数据表明,欧洲人口在12世纪整体上增长了38%。但是,如果我们利用三个人口文献保存最好的国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数据为欧洲的核心构建一个模型,同时以1500年840万人口这一被广泛认可的数据为准确基数,那么,我们得到的12 和13 世纪的人口数据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的估算表明人口在这两个世纪分别增长了49% 和48%,到1300 年总数已经超过1 亿。无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毫无疑问的是1050 至1250 年间,确保人口增长的土地得到大量开发。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一般印象可能是身着锁子甲的十字军向着敌人迅猛砍杀的场景,但是12 世纪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力来自他们的封地。在他们的封地上,勤劳的农民努力耕作,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留下的唯一印记是他们新近开垦的耕地。

教皇尤金三世委派克莱尔沃的贝尔纳鼓吹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事件暗含着12 世纪的另一重要变化。贝尔纳是一位修道士,理应从尘世抽身,过一种隐居静思的生活。然而我们却看到他四处游历,拜见诸国国王,举行大规模布道集会。此外,无论他身往何处演讲,他的名声总能先他而至。1130 年,人们关于新教皇选举的冲突爆发,贝尔纳此时受托决定新教皇的提名。他选择了英诺森二世(Innocent Ⅱ),并在以后几年中游历欧洲诸国努力说服另一候选人的支持者们改变主意。1145 年,尤金当选教皇的主要原因是他是贝尔纳的朋友。贝尔纳的影响和名声极大地推动了他的修道会的扩张。成千上万的民众成群结队地加入1098 年成立的西多会。该修会修道士们发誓严守圣本尼迪克特制定的修道规章,过一种简朴苦行的生活。到1152 年,西多会已发展出超过330 座修道院,遍布欧洲大陆。12 世纪后半叶,西多会进一步扩展,延伸到东欧、苏格兰和爱尔兰。到12 世纪末,它又增添了几十座女修道院。

西多会并不是唯一得到发展的修道组织。加尔都西会主张更为苦行的生活方式,修士们住在修道院回廊中的小室里。教士等其他神职人员也分为不同的修会,例如律修会(Order of Canons Regular,即奥古斯丁修会[the Augustinians]),其生活方式类似于修道院的修士。1108年,尚波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创立了圣维克多修会(Order of the Canons of st. Victor,即维克多修会[the Victorines]);1120年,贝尔纳的朋友,克桑滕的诺伯特(Norbert of Xanten)成立了普雷蒙特雷(Premonstratensian)修会;1148年,森普林罕的吉尔伯特建立了吉尔伯特修会。遇上十字军热潮,苦修精神导致军事修会的同步发展,军事修会的职责包括做祷告和保护朝圣者。医院骑士团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胜利的感召下逐步发展起来。1118年,圣殿骑士团修会的建立得到了贝尔纳的大力支持。在12世纪50年代的卡斯提尔,西多会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军事分支—卡拉特拉瓦修会(the Order of Calatrava)。到12世纪末,条顿骑士团成立。这些仅仅是些最著名的修会,还有更多修会发展起来,保护前往圣地的朝圣者。

如果我们看一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据,修道会的发展规模就会显得十分清晰。在1100年,这两个地方仅有不足148座修道院,包括大约15座女修道院。经过大概20年的发展,从1135到1154年,数目从大约193座上升到307座:每年增加6座。到1216年,修道院大约已经增长到700座,另外有60到70座修道院属于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修士、修道教士、修女的数目更是大规模地增加,从大约2000名增加到1.2万名。如果我们根据这些数据对整个欧洲的总数进行推断,那么到12世纪末,西方基督教世界应该有8000到1万座修道院,有大约20万修士、修女和修道教士。然而,当我们考虑到英格兰和威尔士当时处在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区,人口相对稀少,显然1200 年,善男信女和修道院的实际数目应该更高。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什么使得人们花费巨大的财富来建造这些新的修道院呢?要摸清他们的动机,我们需要了解炼狱理论的崛起。罗马天主教认为人死后灵魂不会直接进入天堂或地狱,而是暂时进入一个灵魂滞留所,然后再进入天堂或地狱。在这个宗教理论发展之前,贵族们之所以修建修道院,是希望能够做好事得福报,他们死时灵魂能够直接进入天堂。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将会永世在地狱中度过。12 世纪中期,关于灵魂将会进天堂或下地狱的问题变得更加微妙了。灵魂在哪个时间点遭受审判进入地狱?是否在死亡的那个瞬间?对死者的祷告是否能帮助其升入天堂?神学家们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古老的祷告救赎命题,并率然决定祷告当然能够帮助死者。在12 世纪50 年代,彼得·隆巴尔(Peter Lombard)宣称祷告能帮助罪孽较轻的人减轻痛苦,帮助那些还算善良的人进入天堂。人们开始相信灵魂并不是直接进入天堂或地狱。到1200 年,一项细致的关于涤罪的教条出台了,越来越多的人将财富捐献给修道院和礼拜堂,他们希望修士为他们而做的祷告能够帮助他们死后快速通往天堂。

也许你会这么想,那些新的修士和修女都居住在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中,他们几乎不会影响外界事物—那么他们是如何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呢?我们需要思考12 世纪的连通性问题。今天,我们身处奇妙的互联网世界,我们相信我们获得信息和传递思想的方法与祖先们截然不同。当今的信息储存和传输网络是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然而,修道院体系提供了相似的连通性。它是基督教互相连通的层面,一种修道院网络,与各堂区神父、法院文员和从政的主教所组成的世俗世界交织在一起。从冰岛到葡萄牙,从波兰到耶路撒冷,修士、修道教士和神父们穿越国界,传播知识,参与更广泛的辩论。

得益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1世纪将拉丁语树立为正统的努力,他们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使用的是一种国际上通用的语言,正如今天标准通用语言支撑着互联网一般。遍布基督教世界的修道院网络并不仅仅是传播知识,更促进了知识本身的产生。想一下修道院扮演的所有角色吧。建造修道院需要泥瓦匠、雕刻家和木匠,所以修道院成为12世纪设计、建筑、结构工程和艺术发展的主要赞助人。修道院要求修士和修道教士能够阅读,于是识字率得以提高。一些修道院还在院外建立学校,对男孩进行教育,偶尔也接收女孩。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行善,另一方面也能够筹集钱款。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人们保存了过去作家们的作品,同时也生产新的书籍,这样既保存了知识,也传播了信息。举个例子,诺曼底的贝克(Bec)修道院的图书馆,12世纪早期有藏书164部,1164年从遗产中获赠了另外113部。它还开设了一个收费学校。史书编纂者奥尔德利库斯(Ordericus)在对此处的描述中写道:“这个修道院几乎每一个修士都像是哲学家,哪怕学问最浅的修士也能给那些浅薄的文法专家上几课。”当修道院变为大教堂的一部分时(这在那时非常普遍),通常由修士们处理那些来自皇家的信件,以便建立档案和编写历史。修士们经常旅行,在整个欧洲的修道院之间传递信息。在他们的花园里,他们会种植一些草药,有医疗室的修道院则会进行简单的治疗。一些修道院在欧洲大陆传播他们的技术,例如水车、重型犁和更好的葡萄栽培技术,从而促进了新拓土地的种植。并不是欧洲的每个修道院都有资料丰富的图书馆,也不是每个修道院都有学校,但是很多修道院两者兼备。“修道院没有图书馆就像是城堡没有武器装备”,这是当时流传的一句俗语。修道院帮助人们开阔视野、启迪思想,鼓励他们开设的学校里的学生探究新知识,不仅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还在其他领域。

如果你和几个中世纪历史学家玩个文字联想游戏,那么“12 世纪”这个词毫无疑问会和“文艺复兴”一词产生关联。这与14 世纪中叶至16 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并无关系,而是更早期的一个现象。这个概念是美国中世纪研究学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于1927 年首次提出的,他证明了12 世纪在学术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兴时期。在我们的回顾中,有两条主线尤其重要:第一,得益于彼得·阿伯拉尔的超前思维及亚里士多德著作再发现的辩证法;第二,阿拉伯人著作的大量翻译,使人们发现了如此之多的古代知识。

彼得·阿伯拉尔是一位法国布勒托(Breton)骑士的长子。在儿子们还不能舞剑的时候,父亲便鼓励儿子们学习阅读。阿伯拉尔受到少数几篇幸存的6 世纪波埃修斯(Boethius)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影响,逻辑学进步很快。不久,他便“除了文字外,没有任何武器了”。但这并没有使其成为一名和平主义者,他的言辞犀利,不让刀剑。他求学于尚波的威廉主持下的巴黎圣维克多(St Victor)学校,但不久就在辩论中击败了老师。他的学者名声很快不胫而走,1115 年他在圣母院教堂学校收徒授课,一时听众云集,门庭若市。他是那个时代的学术明星。也正是在他名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爱上了修道教士福尔贝(Fulbert)的侄女爱洛伊丝。二人陷入情网,不久爱洛伊丝便怀了身孕。福尔贝不能接受这件事,于是派人残忍地将阿伯拉尔私阉泄愤。遭受羞辱后,阿伯拉尔避难于巴黎北部的圣丹尼斯(Saint-Denis)修道院当修士。在那里,他不是在恶意挑衅其他修士,就是在写作,不久,他完成了第一部关于三圣一体的神学著作。不幸的是,这导致他在1121年苏瓦松(Soissons)地方教会会议上被判为异端。他被判定有罪,并被强制要求焚烧自己的著作。于是,他决定离群索居。他建了个名为“圣灵”(Paraclete)的祈祷室,躲了进去,避开喧闹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躲避他。不久,他的学生们围绕“圣灵”搭起了帐篷听他授课。被判为异端的20年后,60岁出头的阿伯拉尔开始激烈地与贝尔纳对抗,因为后者一直想用威权阻止阿伯拉尔的“危险教学活动”。为了洗刷自己的污名,在阿伯拉尔的建议下,这两位伟大的演说家在桑斯(Sens)展开了一场辩论。但在辩论前一晚,贝尔纳秘密接触了评判辩论进程的主教。此后,阿伯拉尔甚至拒绝为自己辩护。他再一次被判定犯有异端罪行。第二年,在克吕尼修道院长的庇护下,阿伯拉尔阖然而逝。

阿伯拉尔激怒教会不仅是因为他天性好斗还引诱了教士的侄女,也并不是因为他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运用,而是因为他自身在逻辑学和辩证法上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以及他在宗教范畴中对于这些形式的推理的应用。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推理是可以接受的,但不适用于宗教。阿伯拉尔勇敢无畏地挑战了这种偏见。在他的著作《是与非》(Sic et non)中,阿伯拉尔对基督教早期教父们的著作进行了研究,指出并论述了158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他从正反两个切入点考察这些自相矛盾之处,总结出许多可供辩论的基本要点。例如,他的《是与非》中第一个原则就是“信仰是由推理而来的,也不是由推理而来的”。就他思考逻辑是否支撑信仰这一点,他就已经直接挑战了《圣经》的信条:没有信仰,就没有理解。对我们来说,阿伯拉尔的观点似乎很好理解:我们一般认为我们所相信的是合乎逻辑的;反之,对于那些仅仅因为自己对于某物的坚定信仰就判定其必然、合乎逻辑的人,我们往往会投以诽谤中伤。但在阿伯拉尔的时代以前,信仰本身就是通往理解的道路。是阿拉伯尔提出了“怀疑通向质询,质询通向真理”这一信条。他将逻辑在宗教上的运用命名为“神学”。

《是与非》一书展示了阿伯拉尔的勇敢无畏,展示了他超越正统宗教的边界和推动他的神学的决心。凭借他的辩证方法,即从对立的观点看问题以识别和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从而更准确地回答最初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十分危险的概念。例如,当他提出“上帝无所不知”的假定时,他同时暗示着上帝也有可能并非无所不知。同样地,他又提出“上帝无所不能,上帝也有可能并非全能”。在12 世纪,暗示上帝可能并非全能是一种诽谤。他在《是与非》中甚至提出“上帝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邪恶事物的源头或始作俑者”。一般情况下,阿伯拉尔不像贝尔纳那样断然,做出“神无错误”的决断;他把这些问题留给世人得出自己的结论。事实上,他认为所有的观点,即使是基督教教父的观点,也仅仅都是看法,所以也可能是不正确的。这对于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已经在理性主义的路上走得太远了,对于他们来说,质疑宗教教父所写的内容就涉嫌异端。但阿伯拉尔做的不仅仅只有这些。当守旧的人们通过谈论一个玄虚神秘的结合体来回避上帝是否是不可分开的三位一体的问题时,他对他们进行了讥讽。他认为,上帝是父亲同时又是儿子的说法是可笑的,他质疑,任何一种生物都不可能生出自身。当时大多数理论家都想调和奠定中世纪神学基础的基督教教父们对立的观点,而阿拉伯尔则决定要利用这些观点的不同。

在伦理层面上,阿伯拉尔提倡一种类似的危险思考方式。他认为动机是决定行为善恶的首要因素。简而言之,如果你不小心做了一件错事,相对于那个故意为之的人,你的罪恶程度更轻。你(轻微)的过错在于你的疏忽,而你没有犯罪动机。的确,在某些情况下,动机是判定某人有罪或清白的唯一因素。如果一对亲兄妹出生后就被分开,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后来他们相遇,而且结婚生子,很显然他们犯了罪。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不应该受到惩罚,因为他们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全然无知。然而这个原则为司法者制造了麻烦,它意味着如果封臣、主教和法官以相同的方式惩罚相同的罪行,他们就会有失公允。阿伯拉尔不仅间接地,而且直接地挑战了教会颁布的道德规范。例如,他认为婚内和婚外的性行为所带来的快感是相同的。因此,如果婚外性行为所带来的快感是有罪的(如教会所说),那么婚内性行为带来的快感也应是有罪的,因为结婚这一行为并没有抹去这个罪。但是由于婚内性行为对人类繁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上帝是不会把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这件事判为有罪,对吧?所以婚外性行为是否有罪仍然值得商榷。更具争议的是,他主张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无罪的,因为他们起初并不知道耶稣的神圣,他们只是依据自己的是非标准做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阿伯拉尔为什么惹上了麻烦。他不是唯一寻求真理的人。横跨南欧,学者们意识到,与以前的想象相反,上古流传下来的知识宝库并没有随着罗马帝国一起灭亡,它们只是被锁在西班牙和北非的阿拉伯图书馆里。慢慢地,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推进,西方人夺回了穆斯林占领地,也夺回了远古知识和文献的使用权。1085年,托莱多(Toledo)回到基督教世界;1118年,萨拉戈萨(Saragossa)也失而复得。不久,来自欧洲各地的译者蜂拥而至,他们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城市图书馆中寻找着隐藏在阿拉伯书籍中的真理,他们如同盗墓者举着火炬把充满宝藏的墓室翻得底朝天。他们分别是巴斯(Bath)的阿德拉德(Adelard)、英格兰凯顿(Ketton)的罗伯特和切斯特的罗伯特、意大利克雷莫纳(Cremona)的杰拉德(Gerard)和蒂沃利(Tivoli) 的柏拉图。此外,还有奥地利克恩滕(Carinthia)的赫尔曼、低地国家布鲁日的鲁道夫。西班牙的一些犹太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受到托莱多的主教雷蒙德(Raymond)和塔拉索纳(Tarazona)的主教迈克尔的极大鼓励,他们翻译了很多图书馆的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数学的藏书。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旦这些著作被翻译成拉丁语,西方的学者们就可以抄写传阅了。翻译家们在传递古代世界信息的同时,也把伟大的伊斯兰数学家的著作带到了基督教世界。1126 年,来自巴斯的阿德拉德翻译了花剌子密(al-Khwarizmi)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Zijal-Sindhind),这本书向西方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和三角学。1145 年,来自切斯特的罗伯特将同一个作家的《代数学》翻译成拉丁文,书名为Liber algebrae et almucabola,“代数”一词和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由此进入西方视野。翻译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克雷莫纳的杰拉德:至1187 年去世为止,他至少把71 种古代典籍翻译成了拉丁语。其中包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狄奥多西的《球面几何学》(Spherics),以及亚里士多德、阿维森纳(Avicenna)、盖伦(Galen)、希波克拉底所作的许多关于哲学和医学方面的著作。在翻译者辛勤工作的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城市之外,有另外两个重要地点为欧洲学者保存了遗失已久的著作。在君士坦丁堡,许多古籍还以原始的希腊语形式保留着。1136 年,威尼斯的詹姆斯正是在君士坦丁堡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新逻辑》(Posterior analytics)。之所以这么命名,是为了把它和几个世纪以前波埃修斯(Boethius)翻译的《旧逻辑》区分开来。在西西里岛的诺曼王国,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的一些希腊卷轴也被发现。此外,人们还发现穆斯林统治西西里岛时期的一些阿拉伯语书籍。为了取悦西西里岛智慧的国王罗杰二世(Roger Ⅱ)和他的儿子威廉一世,来自巴勒莫(Palermo)的宫廷译者以拉丁语翻译出柏拉图的《美诺》(Meno)和《斐多》(Phaedo),他们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气象学》(Meteorology)和欧几里得的大量作品。此外,还翻译了托勒密的《光学》(Optics)和《天文学大成》。在他们翻译的书籍里还包括穆罕默德·伊德里西(Mohammed Al-Idrisi)的《地理学摘要》,该书里面有包括了从冰岛延伸至亚洲和北非的世界地图。

所有这些发现标志着基督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线世纪的知识进步怎样影响了法国中部那些典型的农民呢?那种影响或许不是直接的。而且无疑的,这些发现对他们清理土地和养家糊口的能力没多少影响。不过,期望每一种变化都能对大众产生直接和现实的影响既不切合实际,也是过于简单化的想法。这就像问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怎样影响现代工厂的工人一样:在1905年,相对论发布的这一年,它可能没有对人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在1945年,相对论却震撼了所有人,因为它爆炸般的含义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2世纪的知识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逐渐地渗透和影响了整个社会。它创造了理解知识的新途径。它教会了那些大部头的百科全书的编写者们一个道理,那就是知识不仅仅只是信息在量上的累积,信息的质量同样很重要。一些作家,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就是那个时代受到新逻辑深刻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约翰于1136年参加了阿伯拉尔的讲座,最终成为沙特尔(Chartres)的主教。他曾说过类似以下的著名言论:哪三个朝圣地点坚称自己拥有施洗者约翰的头颅遗骨,这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哪一个教堂真正持有约翰的头颅。你只要想想现在用于计算的数字是阿拉伯人所创,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12 世纪被译介到西方的阿拉伯数学家们。你是否尝试过用罗马数字进行乘法运算或分数运算?你是否考虑过怎样用罗马数字来做含有π(3.1415926536)的乘法?更重要的是,在阿拉伯数学著作被翻译之前,我们对零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但是零却是一个伟大的圆洞,由于它的缺失,曾经有大量的数学思维难以成立。对新知识的探求也许远远超出农民们的理解,它们渗透到路人头脑中的过程也十分缓慢。但如果没有新的知识,欧洲的未来将有很大不同。

12 世纪的学术成就中与人类生活最为息息相关的一个分支就是医药学。当然,医药学自身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在远古时期,就有内科医生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医药学理念以多种形式进行传播。人们能够得到盎格鲁—撒克逊的“医疗手册”(leechbooks) 以及欧洲大陆类似的医药书籍,草药也随处可得。赫拉班·毛鲁斯编撰的百科全书中有一章关于医药学的内容。7 世纪时,作家塞维利亚的伊西多(Isidore of Seville)在编写他的知识概要时收录了12 篇左右由2 世纪内科医师盖伦撰写的文章。但此时尚不存在系统的医药学汇编,而且内科医师的人数很少,也没有真正的外科医生,正式的医学教育体系尚未建立。此外,当时有些人认为医疗干预是对上帝造化的破坏。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作家们强调医学是邪恶的,医师们企图改变上帝的旨意。图尔的格列高利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列举了许多寻求医疗救助而受到天谴的例子,还有百医无效而使用圣油就奇迹般康复的例子。而12世纪的贝尔纳的言论可以证明医学邪恶的观点一直流传至12世纪早期,他曾明确表示:“求医问药既于信仰无益也与圣洁相背。”如果我们考察一下10和11世纪人们采取的医疗策略,就可以从中看出迷信在医学中起的重要作用,那我们对贝尔纳看起来苛刻的言论也就更容易理解了。例如,药方中经常包括动物的排泄物或肢体,并与咒语和魔法一起使用。以下例子选自盎格鲁—撒克逊“医疗汇编”手册,足以成为有力的证据。抗肿瘤方:取山羊胆汁与蜂蜜等量,调均涂患处。(或)取猎犬头骨,焚灰涂患处。无效,则取人粪,焙干研末,敷于患处。又无效,则无救矣。在这个药方里,贝尔纳认为医学“与圣洁相背”再准确不过了。12世纪对医学的贡献是理论知识的系统化,更多科学方法的引入,医疗与手术技术的传授,以及最重要的,对大量盘踞在医药学领域的迷信的摒除。的确,占星术仍被大量保留于医学文献中,但此时占星术也经历了系统化,被当作一门科学对待,取代了曾主导医学治疗手段的咒语和魔法。

12世纪,一些欧洲本土的修道士自学成才,取得了一些医学上的进展。比如,女修道院长希尔德加德·冯·宾根就编撰过大量的医药处方,只不过这些医药方面的作品不如她的音乐作品那样出名而已。然而,此时西方大多数新的医疗方法来源于阿拉伯世界,其中包括古希腊内科医师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作品,也有阿拉伯行医者们基于古希腊医学经典的作品,其中以阿维森纳、拉兹(Rhazes)、阿尔布卡西斯(Albucasis)和胡内恩(Johannitius)最具影响力。“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是公元前5 世纪的一位内科医师,以医学论著享誉世界。时至今日,经过改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仍为大多数新医生入行宣誓所用。生活在2 世纪的盖伦进一步诠释了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理论:黑色胆汁、黄色胆汁、血液和痰液。只有当这四种体液元素相互平衡时,人体才能保持健康。11 世纪时,盖伦只有约17 部不太重要的作品以拉丁语出版,到了12 世纪,更多作品被译为拉丁语。阿维森纳是11 世纪的伊斯兰教学者,他吸收并综合了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成果,编撰成五卷本医学百科全书《医典》(The Canon of Mediciue)。克雷莫纳的杰拉德将其译为拉丁文,成为著名的蒙比利埃医学院使用最久的教科书。到1650 年为止,该书一直为这个学院提供着基础的医学知识。波斯内科医生拉兹逝于10 世纪,他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包括两部重要的医学百科全书,一部是《献给曼苏尔的医学手册》(The book of medicine dedicated to Mansur),另一部则是《医学全书》(The comprehensive book of medicine)。除此之外,他还著有几部有关具体疾病的书籍,并对盖伦的医学体系有所评论。阿尔布卡西斯是一位杰出的阿拉伯作家,擅长外科医学方面的写作。胡内恩将129 部盖伦的作品译成阿拉伯语,以便传给子孙后代。此外,他还为古代医生们的著作撰写了一篇著名的导论,后来被翻译成拉丁语,名为《绪论》(Isagoge)。

这些译作与系统医学教育相互契合。到了1100 年,意大利南部城市萨勒诺(Salerno)就已经以医学教育闻名,这主要归功于阿尔法努(Alphanus)主教创下的先例。他吸收了非洲突尼斯人康斯坦丁的成果:11 世纪末,康斯坦丁翻译了大量的重要医学文献。12 世纪上半叶,一个医学教学大纲《医术》(Articella)出现在萨勒诺,其中罗列了胡内恩的《绪论》、希波克拉底的《格言》(Aphorisms)和《预诊》(Prognostics)。此外,还有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的《尿论》(On urines)和菲拉莱图斯(Philaretus)的《脉论》(On pulses);到了1190年,盖伦的《医术》(Tegni)也被录入其中。在萨勒诺得到认可的医师可以在欧洲皇室谋得待遇丰厚的工作。但是,一些封臣也“近水楼台先得月”,享受宫廷医生的服务。正如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所说,医生“只有两条准则不违背:不要替穷人操心,不要拒绝富人的金钱”。针对穷人的保健养生法不久就在萨勒诺被发明并传授,以诗歌和公告宣传册的形式传播开来。因此,原本在1100年时,很少有人通晓医学文献,也很少有人自称知道如何治疗疾病,但是到了1200年,合格的医生群体开始出现,他们人数不多,但却在壮大中,他们宣称了解身体健康的管理系统,并医治那些付得起医药费的病人。

在医药学发展的同时,外科医术水平也在提高。在12世纪之初,西方外科医生仅仅会放血、烧灼腐肉、排脓、接断肢、用草药敷治伤口和截除腐变肢体。除此之外,基督徒在圣地能遇到犹太人和穆斯林是很重要的,因为士兵和朝圣者接受医疗救助时会遇到不同国家和宗教的医生。当时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一位叙利亚医生收治了一个腿上化脓的骑士和一个高烧不退的妇人。医生用泥敷剂敷在骑士的腿上,伤口便逐渐愈合;那个女人也因为得到救助而逐渐痊愈。对这名妇女,叙利亚医生的主要医疗手段是调节饮食。后来,一个基督徒医生接管了这两名病人,他不相信一个叙利亚医生会帮助基督徒。基督徒医生于是询问那位骑士,是愿意截掉一条腿而活,还是选择不截肢而死。在得到明确的答复后,医生找了把斧子,让人截掉了骑士的一条腿。在斧子的几次砍击下,“骨髓流了出来,那个病人马上断了气”。而那个女人在接受基督徒医生的治疗后,恢复了先前的饮食习惯,于是又发起了高烧。当医生发现她病情恶化时,就在她头皮上刻划了一个十字,刻痕深至头骨,并在上面涂抹了盐。毫不奇怪,不久之后,这位妇人也死了。不管这些故事是否属实,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圣地,穆斯林和基督徒内、外科医生照顾着相同的病人时,阿拉伯医生更系统的治疗方法让人眼前一亮。

外科手术也通过教育不断进步。到1170 年,对拉兹、阿尔布卡西斯、阿维森纳著作的翻译积累成了外科(chirurgical)知识汇编。阿尔布卡西斯的作品特别展示了外科手术中必要的器械,使得外科医生能做的不再只是包扎伤口和截除四肢。当时,不仅在萨勒诺,意大利北部也有人将外科手术作为一种专门的技艺来教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罗杰·弗罗盖蒂(Rogerius Frugardi)医生。他的学生圭多·阿雷蒂诺(Guido Aretino)于1180 年将他的授课内容编辑成了《实用外科》(Practica chirurgiae)一书。外科手术在西方作者笔下第一次成了系统的科学。

药剂学在医学科学中排位第三,也在12 世纪由南欧人最先开始研究。一些药方从上古时代就不断流传,比如秋水仙可以缓解痛风症状,数百年前人们对此就有所认识,但是在以前的几个世纪的草药书中几乎找不到多少有效的药方。这次,又是阿拉伯的博学之士改变了这种情况。由克雷莫纳的杰拉德翻译的阿维森纳的《医典》表明药剂学理论的创立意义重大,药剂中不仅可以使用草药,还能使用矿物。至今我们还使用着的一些阿拉伯词汇,比如“酒精”(alcohol)、“强碱”(alkali)、“炼金术”(alchemi)、“长生不老药”(elixir)等,从中可以看出阿拉伯人对我们科学常识的深远影响。到了1200 年,拉丁语作家们编写了他们自己的药典,《解毒方汇》(Antidotarium Nicolai)可能就是一时期在萨勒诺编写完成的。

这也象征着人们开始摒除迷信、咒语和魔力,用一种医学的方式回应疾病。因为这些知识大部分都译自阿拉伯语,所以与很多其他医学文献一样,它们都免受基督教教条的限制。我们从本书中会看到,西方社会的医学发展经历了很多阶段。1100年,欧洲的开业医生很少,但是到了1200年,数以百计的人被认为掌握了治疗伤病的技术。当然,只有很少的富人能够享受医疗救助。不过,12世纪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人们开始依赖彼此,而不是上帝的拯救,并且系统地使用医学技术治疗疾病,而不是完全依赖祈祷或魔法。总之,本书将医学的进步视作一个深刻的变化。

对12 世纪诸种变化的讨论,揭示出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如果你问某个12 世纪的人,在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事件是什么,他的回答很可能是1187 年圣城耶路撒冷落入萨拉丁之手。这是基督徒和上帝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对认为上帝会永远偏爱基督徒的人而言这是一次信心危机。但是在我们看来,圣城的沦陷和随后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意义并不十分重大,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技术发明也是如此。水手们可能已经开始使用磁性罗盘(12世纪一个叫亚历山大·耐克汉姆[Alexander Neckham]的人对此第一次进行了描述)和天体观测仪,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获得什么地理大发现,这些工具的使用仍然非常有限。我们回顾一下前文指出的五种变化:人口的增长、修道院的扩张、知识的复兴、医学的进步和法律的应用。毫无疑问,人口增长是其他几种变化的基础。的确,12世纪在土地上劳作的平民男女,其生活与11世纪的祖先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成文法的出现及其严厉的推行。那些认为手机的使用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的人,可能应该思考手机是否具有法制那么大的意义。如果给你一个选择:生活在没有法制的社会,或没有手机信号的社会,你会选择哪个?不过我认为,就连法制问题都应该排序在人口增长问题之后。在最基本的层面上,12世纪与11世纪相比,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土地和积蓄,让他们和孩子可以活过下一个年头。

12世纪发生的主要变化不能归因于某个人物。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天气和农业技术的传播,而非哪个统治者的决策。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都对法律在英格兰的推行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整个欧洲来说,他们个人的意义有限。虽然伊尔内留斯在法律教育和法学的重新引入上都有着重要作用,但他不过是众多这样的老师里的领头羊而已。这样的说法也适用于那些为知识复兴做了贡献的阿拉伯著作的翻译者们。差不多可以说是第一本阿拉伯语文本揭开了知识复兴的序幕。克雷莫纳的杰拉德翻译作品的数量与重要性远在众人之上,但他也只不过是众多译者中的一员,12 世纪的知识复兴即使没有他也会照样发生。格拉提安是一位编著者,如果他不把教会文献编为《教令集》,其他某个人物编纂的合集可能也会被教会认可。乍一看,亚里士多德似乎可以作为促进变化的主要人物,但这么做却有点站不住脚。如果12 世纪的学者们没有阅读到他的著作并发现其价值,那么他的著作会一直埋没在阿拉伯图书馆,也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当时变革主要推手的最有力候选人是12 世纪早期的两股对立势力。克莱尔沃的贝尔纳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背负起十字架,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引领了数以千计的人们加入西多会,他影响了教皇的选举,并推动了我称之为“修道院网络”的发展。但最终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一无所获,许多国王拒绝他对教皇英诺森二世的支持。当他试图挫败彼得·阿伯拉尔的理性主义时,他恰恰就成了变革的对立者,成了阻碍知识和社会发展的角色。因此,我们的聚光灯便落在了成就斐然的彼得·阿伯拉尔身上,虽然这位学人脾气暴躁,自大狂妄,难以接近。他的理性是个新亮点,很难相信有人能够产生与他同样的想法。他的神学观点一度被贝尔纳称为“愚昧主义”,这种观点的影响将在下一个世纪才得到体现,那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将使理性主义的发展更进一步。不过,即使在12 世纪,阿伯拉尔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格拉提安在其《教令集》中就使用了他的辩证法。12 世纪时,各大学都开设了神学院系,他们推崇阿伯拉尔的理性,而不是贝尔纳提倡的绝对信仰。试想一下,如果今天的高等院校依然崇拜贝尔纳,对疑窦百出的既有观点无所质疑,那该是怎样的情形呀。就扩大亚里士多德在当时学者中的影响力而言,就他对神学和伦理学的发展而言,就他的批判性思维方法而言,就通过《教令集》对整个基督教世界道德准则的影响而言,彼得·阿伯拉尔在我看来都是12世纪变革的最主要推动者。

You Might Also Like

Leave a Reply

Back to top